RDS认证咨询|动物福利可以作为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差异竞争优势提升市场影响力

动物福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其基本信念是非人类动物是有知觉的，人类应当考虑到它们的痛苦。动物福利所涉及的动物包括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农场动物由于其食用性等特点成为动物福利研究的重点。
最早的动物福利研究开始于伦理学，此后逐渐延申至经济学。人们发现，更好的动物福利能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包括减少疾病、更健康的肉、更高的成活率、更少的医治成本等等，然而动物福利的落实仍然面对很大困难。

对于农场主而言，他们提高动物福利水平的重要助推力来自消费者的付费意愿，即他们愿意为受到更好照顾的动物接受更高的溢价。同时，消费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并信任溢价商品背后的福利投入也很重要。在国内，农场动物生存环境差的境况较为普遍，一些学者在调研分析国内福利农场后发现，提高动物福利具有很高的经济可观性。

在本文中，我们拟定为动物福利算笔账，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动物福利的成本、收益，从而判断动物福利推行的难度，并解析其中的商业机会。

一、动物福利获关注，不止是情感因素

有关动物福利的讨论起始于伦理学，即人对动物应当有一种道德上的关怀，对于屠宰食用动物，人应当心怀敬畏和感恩。1979年，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提出了衡量动物福利的5个自由标准，即免于饥饿和口渴的自由、免于不舒适的自由、免于疾病和伤害的自由、免于恐惧与紧迫的自由以及表达正常行为的自由，这五项自由被广泛接受为动物福利的内涵。

动物福利被广泛关注，除了公众对动物的同情心，还包括对其功能性影响的认知。

以肉鸡饲养为例，生产者为了收获更多的肉，快速饲养出超出正常大小的鸡，许多鸡由于无法支撑其体重而腿部变形或骨折，体重增加也为鸡的心肺带来压力，导致腹部液体积聚，引发炎症等等。根据动物福利组织Compasshion in world farming的数据，仅在英国，每年就有多达2000万只肉鸡在到达屠宰场之前死于捕捉和运输中的不人道对待，对于生产者而言无疑是相当大的一笔损失。
对于消费者而言，人们趋向将动物的生存状况、健康情况与食品的肉质和口感联系在一起，认为受到更好照顾的动物食用起来更加健康。Kehlbacher等（2012）对英国消费者意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8%的消费者认为高福利环境中生产的肉类更加健康，71.7%的认同具有更好的口感，72%的认同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75%的认同具有更高的安全水平。Norwood等（2007）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显示，78%的人认为好的动物福利会带来更安全美味的食物。

如此看来，提高动物福利不仅有利于动物，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是好的选择，但是这项措施需要付费。作为提高动物福利的直接践行者，企业或者农场主的成本与收益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当建设适合动物生存的基础设施等成本低于普通集约养殖中的各种损失，企业愿意为其付费，只是相比于确定的投入，这“各种损失”通常难以准确衡量。因此企业践行需要外部推动力，即消费者对福利动物的付费意愿。

二、投入和产出对比，微妙的平衡

Den Oudent等（1997）以生猪养殖为例，通过分析生猪链仿真模型，表明在生猪生产链的各个阶段提高动物福利将使整个生产成本增加22%到32%。具体到每个环节上的投入，Jill N. Fernandes等（2021）认为福利养殖的成本可以分为一次性成本和持续的运营成本。一次性成本非常高，比如重新修建适合动物生存的基础空间设施。

为了解决母猪被放置在狭窄的金属板条箱中无法转身、前进或后退导致的攻击性问题，澳大利亚猪肉有限公司生产商投票赞成逐步淘汰残酷的板条箱，该公司首席执行官Andrew Spencer表示，取缔原有母猪栏位、重建设施将花费5000万至9500万澳元（3800万至7300万美元）。此外，已有研究表明，饲养员通过认知行为训练，可以减少牛、猪的恐惧程度并提高生产力，因此在基础设施之外，一次性成本还包括对于饲养员的培训成本。

改善动物福利会产生持续的成本。例如，需要保证新饲料和药物的持续供应、需要额外的兽医提供专业照顾等等。企业提高动物福利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必须实现收益。收益一来自更好的生存空间、更人道的对待带来的更少的成本，例如可以省去治疗残疾母猪的成本，可以省去应对动物攻击性的成本，二来自消费者支付溢价的意愿。

对动物而言，鞭打、呵斥，狭小的无法转身的空间，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除了从生理上增加其负担，也会从心理上增加其精神压力，进而影响动物的健康，包括生育进程。而更加人道地对待动物，例如轻柔地抚摸、用手喂食食物、提供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则能提高动物的生长速率和免疫功能，进一步提高成活率，减少治病和药物的需求。

同时，动物福利可以作为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差异竞争优势，能够为企业赢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推动动物福利的实现一来自政府，二来自消费者，消费者的付费意愿是主要助推力，已有研究表明，部分消费者愿意为动物福利的改善支付一定溢价。European Commission（2005）对25个成员国消费者调查显示，57%的人愿意为福利鸡蛋支付溢价，其中5%的消费者可以接受5%的溢价，21%的消费者可以接受10%的溢价，11%的消费者可以接受25%及以上的溢价。Ortega等（201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福利友好鸡蛋、鸡胸肉、碎猪肉和猪排的支付溢价分别为40.5%、34.3%、43.8%和29.0%。在愿意支付溢价的人群中，女性、受高等教育者、高收入者是支付的主体。

作为一种“信任品”，动物福利的消费意愿的推动来自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清晰认知。Clark等（2016）认为消费者很难通过最终的产品确定动物福利水平，信息不对成将导致市场的失灵。因此，动物福利标识的推出十分有必要。Tonsor（2011）等的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愿意为鸡蛋、猪肉的动物福利标签支付20%的溢价。Kehlbacher（2012）进一步提出，不同的动物福利对应不同的溢价意愿，因此应当实行分级的福利标签。